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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经济学科对中国改革的重要作用与经济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时间:2019-05-27

编者按:2019517-18日,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我院田国强院长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在中国经济 知识体系 学科发展分论坛做题为经济学科对中国改革的重要作用与经济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的发言。核心观点如下:

(1)政治经济学在国体如何定位的明道方面,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方面起到很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

(2)现代经济学的基准理论在如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元制度的明道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对中国改革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3)现代经济学的相对现实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更好地处理怎么样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约束条件,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办成的问题;

(4)基准理论和相对现实理论具有内在关联、相辅相成,不能人为地切割开来。对那些讨论理想状态情形下的基准理论,认为其不符合现实情况而一味否定,这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解决好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大的误解。这种先建立基准点和参照系,然后再发展出相对现实理论以此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方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5)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现实的急需问题重要,对经济学科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提供,对经济学知识体系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也同样重要。

(6)新一轮学科评估应辩证处理好世界一流和国家急需的关系。尤其要充分考虑国际公认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学科排名结果,来进行教育资源的更有效配置。

(7)无论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经济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我们都必须做到经济理论、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位一体,注重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经济学科对中国改革的重要作用与经济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中国经济 知识体系 学科发展”分论坛上的发言

田国强



首先表示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可喜可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所培养了大量的经济研究人才、产出了大量知识成果,特别是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决策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对经济学科发展起到了标杆作用。

今天这个单元的主题“中国经济 知识体系 学科发展”非常好,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改革开放41周年的时候谈这样的主题。在当前世界变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空前严峻复杂,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的激化以及向其他方面的扩展趋势,使得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已经有了深刻变化,如何冷静观察、理性思考、正确应对,改革何去何从,需要我们所有经济学人一道努力,做出新的历史贡献。我想今天就从“中国经济 知识体系 学科发展”这三个关键词来谈,谈两个关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与知识体系。

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在哪里?这其中,误解、误会很多。我认为经济学的作用无外两方面,一是明道,提供理论指导和改革发展方向,也就是解决做什么、往哪个方向努力和改革取向的问题;二是优术,提供研究解决问题的科学规范和方法,也就是如何做、怎么做、怎样做才可能不断逼近最优,更好再更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再更好。

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在发挥明道作用方面各有侧重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从明道方面,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从而不应该一味否定,走极端,将它们对立起来。在如何处理好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总是有人肯定其中一个学科而反对另外一个学科,这都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中国的国体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政治经济学在国体如何定位的明道方面,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起到很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

而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国策明道方面,特别是市场化取向改革、经济全球化开放中起到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和发展导向作用,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优术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基本理论,一是提供明道的基准点、参照系及确立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优术的更为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互为促进,且均可用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特别强调和界定一个理论结论成立的边界条件,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六性。尽管如此,许多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没有真正理解的人将这两类具有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的经济理论人为地切割开来,对那些讨论理想状态情形下的基准理论,认为不符合现实情况而一味否定,否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发展导向的作用,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解决好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大的误解。

现代经济学基准理论有助于中国深化市场导向改革

的确如此,现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在如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元制度的明道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对中国改革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唯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视野之下的市场制度,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真正确立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

这是由于,要解决任何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注意和解决好三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这就是:信息、激励和效率,解决好这三方面的问题。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对于个体而言,无论是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在通常的情况下,都是逐利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商言商,我们要考虑到个体思想境界的局限性。同时,信息又是极度不对称的,分散在个体中,是私人信息,比如,你说了一番话,我不知道是否是真话,你现在两眼盯着我看,似乎很注意在听讲,但我也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在听,还是在想心事。用经济学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个体的生产力、商品消费的效用和工作努力的程度等经济特征和个体的行动都是私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是,怎么在个体逐利和信息分散的条件下解决好激励或激励相容的问题,怎样让老百姓自愿显示真实信息,也就是有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勃发创新力,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很多,比如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科斯的产权理论、金融理论中MM(Modigliani-Miller)定理等,尽管都是理想状态下的一些基准理论,但都论证了市场应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怎样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起到基本的理论指导和发展导向作用。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如以上提及的一般均衡理论等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结论是:在资源的配置中,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行业中,市场必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竞争中立、产权明晰、所有制中性原则。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打破形形色色的内外壁垒,扩大经济上的自由选择。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其中关于“三零”也许短期内做到很难,但是作为努力目标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一般性的理论同时也科学严谨地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竞争的市场会失灵。这些一般性的基准理论告诉我们,必须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政府要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这也是我和林毅夫教授近些年辩论的核心问题,政府是否应该是事事有为政府还是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的争论,争论本身也说明了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定位必须解决好怎么样才能让政府成为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所以,这些基准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尽管假定的是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理想状态从来不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再更好,以致不断逼近最好。这么一个先建立基准点和参照系的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许多人,由于对这些只是提供导向作用的基准的理论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现实,做到面面俱到而一味的否定它们,这就像一个人做不到像雷锋那样大公无私和十全十美而否定这个人一样的走极端而可笑。

相对现实经济理论的优术作用也不同忽视

我认为,基础理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与之相辅相成的相对现实的经济理论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和良性发展就是要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旦目标和方向确定后,也就是做什么确定后,那些相对现实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更好地处理怎么样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约束条件,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办成的问题。比如,委托-代理理论试图解决微观、中观情形下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凯恩斯的理论试图解决宏观中在应对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危机如何让经济稳定下来的问题,经济发生短期波动时候,政府在其中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机制设计理论则研究从微观乃至整个更一般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或激励扭曲的旧制度。这里,机制设计或机制创新不是试图去改变人性或人的本能,这基本上做不到,而是将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游戏规则,以此顺应人性,让人们自愿地改变其行为结果,客观上做了机制设计者想要做的事情,从而形成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比如,在自然市场对经济公共品的提供,不可分商品如何有效配置等方面往往会失灵,而相应而生的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就是为了如何解决自然市场在提供公共品和不可分商品配置方面失灵,而通过各种具体制度的设计或制度创新而提出的,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更接近现实,是对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更加务实,起到优术作用。这些均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为重要和活跃的研究领域,诞生了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且近些年来密度越来越高,10年中居然有5年授予和机制设计理论有关的经济学家。

这些相对现实的经济理论对我们指导中国现实的改革很有帮助。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我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有39年了,我36年前出国到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对当时美国的富有和中国的贫穷落后所带给我的震撼、痛苦刻骨铭心。我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重视制度及其创新的重要性。只有充分顺应人性,通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方面对制度进行优化设计,才能让经济得到有序的发展,让国家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大家要知道,在中国过去几千年中,有不少朝代存在超过200年,但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强过200年的,导致了朝代的频繁更迭,每次都是人口的大量消失和财产的巨大破坏。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够建立起那种长期性长治久安的制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知识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体系和学科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科建设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二是“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三是“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没有办出让学生、家长及社会满意的经济学教育。当然,问题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问题或问题的主要方面,也是制约国内一些经济学科冲击世界一流的关键“瓶颈”因素,亟待突破

解决中国急需问题与学科世界性贡献同样重要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这些问题?我认为人们观念上的偏误,眼光过于短浅和格局的过度狭窄是其重要原因。许多人在提到学科发展的时候,有一种偏向,甚至是偏见,无论怎样,但至少可以说是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是以为我们所要发展的经济学只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的急需问题,这重不重要?当然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对经济学科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学知识体系和世界文明的贡献,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提供,对基础理论的发展,我们有多少贡献和创新呢?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方面不能没有。客观来说,我们这方面还做的非常不够。因此,我认为,在注重解决中国现实急需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对经济学科本身的世界性贡献。

但是,我们的评价体系,在更多的程度上,由于认为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但不能直接套用或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那些“无用”的知识是无用的,从而忽视中国对经济学科世界性贡献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的是,恰恰是许多看起来一时无用的知识实际上说不定是非常有用的,如我在前面第一问题中谈到的通过市场化改革导向的那些基准理论就是这样的看来无用的理论,尽管它们是理想状态下才成立的理论,但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如何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

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必须重视学科世界性贡献

那么,如何解决当前不太重视对经济学科世界性贡献的问题呢?一方面,从自身做起,我们在做学科建设规划和制定知识体系评价规则时,要有大的前瞻性眼光和格局,我们也要有对经济学科作出世界性贡献的追求,也就是既要注重做国家急需的中国问题,也要有对经济学科做出世界性贡献的雄心。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也要并重这两方面。一个重要突破口是从学术评价导向体系的改革着手,在经济学的学科评估和项目评审中,各个学校或学科对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两类导向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通过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为一流,但两者的目标有所区别:一个是世界学科建设的一流,另外一个是服务于国家急需的一流。因此都需从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这两类评价的标准应该且必须是有所不一样的。如果旨在打造世界一流学科,就应该基本按照国际同行标准进行评价,而不是其他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填报的申请表格来看,现有的经济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和国家急需强调得还比较多,而对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基本上未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对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还较少,且参与评价的权重过小。

这样的标准并不是评价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标准,而至多是服务国家急需一流的评价标准。之所以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让两者相互否定,而是强调两者应是并行的和同等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重要,中国经济问题也就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大学缺乏对世界共性与学科共性的经济理论、研究工具及方法的原创性研究和创新性的世界贡献,那么怎能建成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所以,希望在新一轮一级学科评估的过程中,能够辩证处理好世界一流和国家急需的关系。尤其要充分考虑国际公认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学科排名结果,来进行教育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教育的改革和开放,对于整个改革开放具有根本性、引领性、长远性,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教育方针依然不可动摇。

“经济理论、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位一体为什么重要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经济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我们都必须做到经济理论、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因为我们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要靠三个维度:那就是理论逻辑,它异常重要,很多人、很多提出的政策就没有什么逻辑,严重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同时我们要靠实践真知来解决现实和时代问题,但只有这两者还是远远不够,因为短期的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的那些制度性安排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有历史的视野,注重历史经验,所以无论是学习、研究,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都必须是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的三位一体方法论,这才是我认为的,无论是学习经济学,还是解决经济问题,都是必须要从这三个维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在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正是实行了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训练体系:既有很好的内在逻辑的理论训练,也有大视野的历史比较分析,还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方面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毕业生无论是在升学、出国,还是就业市场上都具有独特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在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方面,学院也引导广大教师进行三位一体的研究,实现国际原创理论问题研究和中国现实急需问题研究的并驾齐驱、互动互促。一方面,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在质和量上都位居国内第一、亚洲前列,另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流动儿童教育研究等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问题研究品牌。

上面提到的这三个维度也可以对应到我前面提到“六性”,即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我们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学科的发展应该是平衡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既能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真知灼见的、符合逻辑的、符合事实的、符合历史趋势的,能用数据检验、能为实践检验、能为历史检验的那些理论和工具及其方法,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研究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提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出我们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科作出世界性贡献。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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