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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媒体报道汇总
发布日期:2017-06-16

编者按:2017年5月29日,由北京现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论坛汇集了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Claude Menard(克劳德•梅纳得)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帕特里克•博尔顿)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Harald Uhlig(哈拉尔德•厄里格)教授。陕西省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研究中心主任冯根福;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龙小宁;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丙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北京大学全球开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淼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经济学院院长助理李哲等。上海财经大学人事处处长程霖,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昉,以及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各类金融机构及媒体的各行各业的300多名听众参加了论坛。

目 录

央广网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大举行 不同流派视角反思后危机时代经济学

上海观察 | 夏斌、钱颖一、田国强,这几位经济学大咖为啥都关注这个问题

东方财经频道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召开

上海观察 | 中国的监管走向何方?放松还是收紧, 资本和产品市场或有不同选择

香港多维新闻 | 国内外专家研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创新发展

香港多维新闻 | 放松还是收紧 中国监管走向何方?

上海教育新闻网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中新网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上海热线 | 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沪上谈"监管与公司治理"

经济日报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大举行

香港经济导报 | 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聚议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前沿发展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新民晚报 | 反思公司治理 我们需要怎样的监管

澎湃 | 夏斌:中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任何盲目自信的理由

澎湃 | 田国强:可以信哈耶克,更要信制度设计

证券日报 | 国内外经济学家聚议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前沿发展

新浪财经 | 钱颖一:产品市场需放松监管

上海观察 | 张曙光:使用权本位、完全合约凸显、中间形态组织——移动互联网新经济对制度经济学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 | 经济学家聚议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前沿发展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上海金融报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中国青年报 | 做有思想的学术 立有学术的思想——中外专家研讨“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创新

解放日报 | 移动互联网经济如何改变“铁三角”

SMG纪实频道 |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香港大公报 | 经济学专家: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

社会科学报 | 后危机时代,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头版)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大举行

不同流派视角反思后危机时代经济学

来源:央广网2017-05-30 记者:吴善阳 唐奇云

央广网上海5月30日消息(记者吴善阳 唐奇云)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29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汇集了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以及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各类金融机构的300多余人出席论坛。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 夏斌

论坛开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做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在他看来: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并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他指出股权分散竟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田国强、冯根福、许成钢、黄海洲、钱颖一等专家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

专家点评

据了解,随着论坛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等主题的深入广泛探讨,既有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国际前沿研究热点的展示,又形成诸多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参加会议的中外嘉宾学者对本届论坛给予高度评价,论坛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成功落下帷幕。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此次论坛从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反思的视角,从经济学不同学术流派的前沿研究进行讨论。

夏斌、钱颖一、田国强,

这几位经济学大咖为啥都关注这个问题

来源:上观新闻 思想汇 2017-05-30 作者:王珍

中国学者只要搭准世界经济科学前沿的脉搏,埋头做研究,创新理论是有希望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5月29日,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论坛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论坛上,多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需要克服妄自菲薄和盲目自信两种倾向

国务院参事、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经济理论界不仅在总结近40年改革开放经验方面,而且在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自身发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在发展和丰富经济学的过程中,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克服两种倾向:妄自菲薄和盲目自信。

从经济学术发展史来看,在全球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在大国兴衰更替的大历史时期,往往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争论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最容易产生新思想、新学说的时期。当然,一国经济的崛起未必带来该国经济学的繁荣,未必一定出现经济学大师。但是,中国学者身处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间,面对丰富的中国改革实践,容易获得一系列的观察经验材料,对学术探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理由相信,中国学者只要搭准世界经济科学前沿的脉搏,埋头做研究,创新理论是有希望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同时,理论创新需要辛勤付出,需要灵感,盲目自信的态度也是要不得的。科学是人类知识不断发展、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学中,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正是他在熟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看到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必要条件后论证得出的,从中发现了理论创新空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出于社会发展规律之研究目的,基于古典经济学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更是创立者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各学科代表人物,包括其本人反对的人物的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性的思想创新。今天中国经济学人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进行大量阅读,不管是主流的、非主流的,在各种思想学说、流派基础上才有可能创新,才能成为思想精粹的集大成者。

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以美国电力行业为案例,对监管与公司治理从微观视角进行了反思。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点评的过程中指出,目前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对相关理论存在以偏概全等现象。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否认制度设计的重要性。田国强指出,有些制度安排的确是演化的,特别是像社会习俗、文化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正式制度安排大多是设计的,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而设计的。

当然,现代经济理论的确存在需要反思之处,但是其前提是建立在对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事实上,经济理论分为两种:一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的基准经济理论,另一类则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经济学人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

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补上“中观”短板

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莫纳德(Claude Menard)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引发了现场对制度经济学的热烈讨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热”的出现,与中国的改革历程和人们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莫纳德教授在发言中提出的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需要一个“中观”制度的观点,也引发了钱颖一对现有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当下对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两头关注多,中间层次弱”的现象。一头是对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原则讨论很多,“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另一头是经验观察,这是我们的强项,体现了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比较欠缺的是中间,即从现象上升到理论,从概念下到逻辑。他举了一个例子,威廉姆斯为何能拿到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只是因为他命名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因为他把交易成本具体化了。“中观研究”源于现实,抽象到理论,这个理论是很具体的理论,不是概念性的,而是可操作、可观察、可检验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需要补上“中观研究”这一短板。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召开

来源:东方财经浦东频道 2017-05-30 记者:刘琨

视频网址:https://v.qq.com/x/page/r0508bs6f1t.html

中国的监管走向何方?放松还是收紧,

资本和产品市场或有不同选择

来源:上观新闻 财经连线 2017-05-29 作者:张煜

面对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如何监管才能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带来了他的回答。

自2015年股灾以来,“监管”一直在资本市场的热词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要加强中国的金融监管”等观点已成为当下的共识。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却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放松监管。

面对大型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如何监管才能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在这个端午假期,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来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希望自己在监管与公司治理关系方面研究成果能给中国微观经济学研究带来一些讨论和启发。

帕特里克•博尔顿,有望获诺奖的微观经济学家

帕特里克•博尔顿于2005年加入哥伦比亚商学院成为讲习教授,在此之前,他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欧美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去年,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姆斯特朗以其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帕特里克•博尔顿与两者研究的内容有一定关联,并且是可以与两位诺奖得主相提并论的全球顶尖经济学家。

帕特里克•博尔顿

一直以来,帕特里克•博尔顿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契约理论、公司金融中的合约问题和产业组织方面,具体涉及企业的最优债务结构、公司治理、企业最优所有制结构等。在国内最大的经济与管理类论坛人大经济学论坛(经管之家)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评价:“如果未来有志于从事企业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研究,一定要读帕特里克•博尔顿和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合著的书籍《合同理论》。”

这次来到上财,并不是帕特里克•博尔顿第一次参与中国的学术研讨,早在1996年,他就受中国社科院的邀请来中国参加“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当时与他一同参会的还有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约翰•穆尔(John Moore)、热若尔•罗兰(Gérald Roland)和让•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其中,埃里克•马斯金和本特•霍姆斯特朗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第一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创始人对国的微观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一同参会的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曾回忆,“而帕特里克•博尔顿和埃里克•马斯金、本特•霍姆斯特朗等经济学家都属于第二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研究者。现在中国对产业组织、微观金融、公司治理、转轨经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深受这些第二代研究者所著理论的影响。”

“博尔顿与哈特、米尔格罗姆,马斯金、霍姆斯特朗、默尔等经济学家一样,都是最顶尖的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已有三位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剩下的在未来也都有可能会获奖。”钱颖一评价。

“这个想法是我9年前访问清华大学时产生的。”

帕特里克•博尔顿对监管和公司治理的探讨从自己的一篇与中国颇有渊源的论文开始:“我对这次研究的想法如何产生的过程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想法是我9年前访问清华大学时产生的,而那天正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在公司理论中,“现代公司”概念由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在其1932年的开创性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首次提出。书中描述,现代市场存在股权分散且缺乏大股东的状况,这种特点在美国尤为突出。基于此,过去观点普遍认为,在资本市场监管和法律能对中小股东进行很好保护的情况下,现代企业的股东就会呈现分散状态。

但是,帕特里克•博尔顿确认为,现在需要对这一结论进行进一步研究。他特别选取了具备代表性的美国电力行业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在1992年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而不是资本市场的监管之后,出现公司股权越来越集中的现象。此外,政府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还会对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活力产生影响。

“从帕特里克•博尔顿的研究中可以学到,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以小窥大’,”钱颖一指出,“从对电力行业监管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对未来市场动态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创新的影响是什么。”

“由此可见,在微观经济学中,即使讨论一个具体行业,也可以不仅有深度,也有宽度。”钱颖一说。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帕特里克•博尔顿谈论的是公司治理,但他的理论研究对国家治理的理论研究也有所启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

为什么会有所启发?因为,治理从本质上讲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是游戏规则(rule of game)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制度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基本指标的衡量。

“因此,由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去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是以偏概全。”田国强提出,同时,因熊彼特理论而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但忽略制度环境建设也有所偏颇。

田国强认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因此企业并不是天生偏爱创新,关键看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刚过世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也曾论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的选择,从而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乃至破坏性的,则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所以,基础性制度的建立才是最为关键的,如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研究认为,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进行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田国强进一步指出。

由此谈到中国问题,田国强认为,若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又要勃发创新能力离不开进一步改革,“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因此,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当今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田国强最后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放松还是收紧 中国监管走向何方?

来源:香港多维新闻 2017-05-31 记者:国刚撰写

自2015年股灾以来,“监管”成资本市场热搜词和高频词。“要加强中国金融监管”等观点已成为当下的共识。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却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放松监管。中国监管走向何方?放松还是收紧?资本和产品市场或有不同选择。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议题研讨会上,来自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做了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中国不同学派的专家及学者对此进行了点评,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第三家思想中国论坛嘉宾:右起依次为徐成钢、钱颖一、黄海洲、冯根福、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田国强(图源:多维记者\摄)

报告指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并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

帕特里克•博尔顿认为,股权分散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他特别选取了具备代表性的美国电力行业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在1992年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而不是资本市场的监管之后,出现公司股权越来越集中的现象。此外,政府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还会对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活力产生影响。

一直以来,帕特里克•博尔顿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契约理论、公司金融中的合约问题和产业组织方面,具体涉及企业的最优债务结构、公司治理、企业最优所有制结构等。“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第一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创始人对国的微观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回忆,“而帕特里克•博尔顿和埃里克•马斯金、本特•霍姆斯特朗等经济学家都属于第二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研究者。

现在中国对产业组织、微观金融、公司治理、转轨经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深受这些第二代研究者所著理论的影响。”“博尔顿与哈特、米尔格罗姆,马斯金、霍姆斯特朗、默尔等经济学家一样,都是最顶尖的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已有三位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剩下的在未来也都有可能会获奖。”钱颖一评价。

收紧与放松监管的得与失

钱颖一指出,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以小窥大’,从对电力行业监管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对未来市场动态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例如,创新的影响是什么。“由此可见,在微观经济学中,即使讨论一个具体行业,也可以不仅有深度,也有宽度。”钱颖一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治理从本质上讲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是游戏规则(rule of game)的问题,无论是国家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制度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基本指标的衡量。

他认为,放松管制有得有失,对于减少成本、降低价格、提高所有权的集中度有好的方面,但也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上升,对消费者福利没有显著影响,从而综合效应看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不见得有好处。这些结论和现有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什么不一致,在行业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市场弄不好会失灵,从而需要一定的政府规制,如果没有规制可能导致问题。

在美国对有规模经济和市场已有相当自由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放松规制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对中国不一样的,在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让政府进一步规制就大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情境不一样,正好相反。

接下来,对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他对治理的反思和发展的我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是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是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谈到中国问题,田国强认为,若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又要勃发创新能力离不开进一步改革,“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因此,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当今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田国强最后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冯根福认为,十八大以后我国国企治理和监管取得了一些进展,进一步强化了对国企主要领导的约束和监管,有效遏制了少数国企领导的腐败行为。但是,针对管理"越位”现象突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还需要制度完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生的电力产业去监管化现象,认为大量分散的企业所有权对于金融监管本身是一个补充品,而非是替代品。对于正常能够起作用的金融市场而言,法治是基石。监管的定位必须是补充和完善法治系统的工具,不能取代法治的主体地位。监管者必须是的独立的。这样才能成为公正的执法补充机制。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法制的重要性,认为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

国内外专家研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创新发展

来源:香港多维新闻 2017-05-30 记者:国刚撰写

日前,由北京当代经济科学基金会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合办的第三届思想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夏斌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教授分别致开幕辞,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1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来自政府、高校、科研和金融机构等的300名听众齐聚一堂,见证了这次中国经济学思想交流的盛会。

作为此次论坛承办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田国强教授曾于2016年获得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年度思想家”称号,在论坛上他也再度倡议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夏斌则对当前中国国内政策、应用研究重于纯理论研究的社会学术风气提出了改进期待,希望当代中国经济学人能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声音。本届论坛主要从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讨论经济科学的创新。

产品市场监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电力市场的放松监管带来上市电力公司的股权集中现象。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在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中,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了经济学实证分析。他指出,放松监管确实会引入竞争从而带来成本降低,以及产能扩展的激励,但是也会加大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金融风险。这就使得分散的风险厌恶的个人投资者退出市场,转而让位于那些有风险偏好的在资本市场频繁交易的基金经理,对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可能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对此,田国强认为,在美国对有规模经济和市场已有相当自由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放松监管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对中国不一样的。他指出,“在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让政府进一步加强监管,其影响可能更多是负面的。因为两个国家的情境不一样,正好相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也以近年来中国风力发电无法入网为例,呼应此观点指出产品市场的监管对效率和福利改进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与美国在市场监管和公司治理上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从而需要不尽相同的机制设计。作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所指导的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田国强一再强调,“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约束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所报的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他并认为,无论是国家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需要遵循此原则。

中观制度经济研究值得期待

由于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其转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使得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和重视程度非常大。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联合创始人Claude Menard从理论、方法和工具的视角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进行了回顾。他认为,未来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一是市场与科层制的混合制度研究,二是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中观制度研究。

钱颖一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也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对概念和原则讨论了很多,另一方面是有很多对企业、土地、农村问题的经验观察,但“比较欠缺的是中间的,能从现象抽到理论,和能从概念下到模型或者理论”的研究,这方面需要加强。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则补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在他看来,现有的APP也许会颠覆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提出的租值耗散概念,由于APP掌握点到点的用户交易信息,中间没有信息不对称,从而形成租值集中于APP平台的新现象。

本届论坛将制度经济学的反思,放在了微观经济学之后,反映了主办方对于制度问题的重视。北京当代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论坛上呼吁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学界要做好理论准备,深入研究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权制度?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政府预算制度、财政制度”等等,思考“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才能保证良性市场运行”。

宏观经济学研究不应忽视货币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哪些新的议题、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理论出现?目前有哪些重大的议题需要研究者去进行研究解决?特别是中国有哪些议题值得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Harald Uhlig从五个方面给出了建议,分别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房价和金融市场:景气循环、老龄化和储蓄过剩、宏观经济学下的医疗保健、宏观经济学下的全球变暖”。

“没有钱的宏观研究没有任何意义。”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在点评中直言不讳。为了应对2007年经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这对全球各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黄海洲认为,“我们应该理解货币的重要性,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货币的体系有多重要?是什么样的中央银行框架是好的?”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也非常重要,中国的分权制度“一定意义上是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哲副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广义货币M2的高增长以及货币贷款的错配及其政策后果,值得研究者加以关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则指出,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中的货币幻觉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还不充分。所谓“货币幻觉”,是指人们只对货币名义价值做出反应,却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在他看来,将货币幻觉放入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去,有助于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7-05-31 记者:程媛媛

本网讯 (记者 程媛媛)2017年5月29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云集了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以及各行业的精英,针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的热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既有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国际前沿研究热点的展示,又形成诸多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

记者了解到,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论坛汇集了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以及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各类金融机构等各行业的300余人出席。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先后在开幕式致辞。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主持论坛。

夏斌在致辞中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今天的论坛从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反思的视角,从经济学不同学术流派的前沿研究进行讨论。同时,他希望,社会各界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机构能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起,在为推动经济科学在中国的繁荣,为实现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当代中国人的声音这一梦想,共同努力,有所贡献。

蒋传海在致辞中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后危机时代,厘清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意义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围绕新常态经济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这将贯穿未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上海财经大学在百年办学过程中传承“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秉持“面向社会,求真务实,百年树人,经世济国”的办学理念,在推进国际先进水平的理论研究、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学术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需求。

在论坛举行的第一场主题研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进行了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他指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并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他指出股权分散竟然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田国强等专家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田国强教授指出,Patrick 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名考察了政府各种范式,对于公司所有权集中度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他谈了对治理反思和发展的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在论坛举行的第二场主题研讨会上,由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Claude Menard做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来源;第二部分,Claude Menard教授与大家分享了新制度经济学NIE新的分支,尤其关注组织经济学,指出金融的失配、失调和微观经济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他重点介绍了如何将制度的维度嵌入到制度当中?制度的维度对于经济失衡有什么样的影响?并且指出了背后的源头。

下午,论坛举行了第三场主题研讨会,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Harald Uhlig做了题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他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哪些新的议题、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理论出现?目前有哪些重大的议题需要研究者去进行研究解决?特别是中国有哪些议题值得研究?他首先推荐了一本《宏观经济学手册》,由他本人与泰勒合著,并于2016年出版。本书非常全面的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理论。演讲时他着重讲述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5个重要议题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他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希望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房价和金融市场:景气循环、老龄化和储蓄过剩、宏观经济学下的医疗保健、宏观经济学下的全球变暖等五个方面进行后续研究。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来源:中新网上海新闻 2017年05月31日

中新网上海新闻5月31日电 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29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论坛汇集了包括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研究所执行委员会成员、ATOM(分析组织和市场理论中心)创始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联合创始人Claude Menard(克劳德•梅纳得)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士、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Patrick Bolton(帕特里克•博尔顿)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欧洲中央银行顾问、芝加哥联储顾问,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Harald Uhlig(哈拉尔德•厄里格)教授等。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在致辞中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今天的论坛从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反思的视角,从经济学不同学术流派的前沿研究进行讨论。同时,他希望,社会各界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机构能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起,在为推动经济科学在中国的繁荣,为实现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当代中国人的声音这一梦想,共同努力,有所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在致辞中指出,后危机时代,厘清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意义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围绕新常态经济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这将贯穿未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上海财经大学在百年办学过程中传承“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秉持“面向社会,求真务实,百年树人,经世济国”的办学理念,在推进国际先进水平的理论研究、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学术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需求。特别是,在田国强院长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财大经济学优势学科已大大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他同时强调,今年恰逢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相信本届论坛将为校庆活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第一场主题研讨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做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他指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并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他指出股权分散竟然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田国强、冯根福、许成钢、黄海洲、钱颖一等专家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田国强教授指出,Patrick 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名考察了政府各种范式,对于公司所有权集中度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他谈了对治理反思和发展的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冯根福教授主要认为,十八大以后中国国企治理和监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针对管理越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还需要制度完善。许成钢教授结合报告的案例,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生的电力产业去监管化现象,提出大量分散的企业所有权对于金融监管本身是一个补充品,而非是替代品。黄海洲教授认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法制的重要性,认为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钱颖一教授总结了Patrick Bolton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享了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以及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和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认为报告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不仅有宽度,而且有深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据悉,第二场主题论坛由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Claude Menard做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第三场主题研讨会,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Harald Uhlig做题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

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沪上谈"监管与公司治理"

来源:上海热线 2017年06月1日

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日前在上海财大举行。本届论坛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为主题,邀请到众多海内外顶尖的经济学家齐聚分享洞见。当天,来自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各类金融机构的300余人出席了论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演讲。在他看来,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Patrick Bolton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并指出,股权分散竟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据悉,本届论坛云集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当天大家还就“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诸多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最后,论坛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成功落下帷幕。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大举行

来源:经济日报 2017年05月31日 记者:沈则瑾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5月29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及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各类金融机构相关专家学者300多人出席。

照片说明: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图为论坛现场。

论坛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既有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国际前沿研究热点的展示,又形成诸多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论坛从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反思的视角,从经济学不同学术流派的前沿研究进行讨论,非常有意义。

论坛第一场主题研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作了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在他看来: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他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指出股权分散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论坛第二场主题研讨会上,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Claude Menard作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来源,新制度经济学NIE新的分支,尤其关注组织经济学,指出金融的失配、失调和微观经济间的关系。他重点介绍了如何将制度的维度嵌入到制度当中,制度的维度对于经济失衡有什么样的影响,指出了背后的源头。

论坛第三场主题研讨会上,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Harald Uhlig作了题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他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新的议题、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理论出现,目前一些重大议题需要研究者去进行研究解决,特别是中国有一些议题值得研究。他推荐了由他与泰勒合著的《宏观经济学手册》,该书全面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理论。他在演讲中着重讲述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五个重要议题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希望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房价和金融市场、景气循环、老龄化和储蓄过剩、宏观经济学下的医疗保健、宏观经济学下的全球变暖等方面进行后续研究。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2017年6月2日 记者:谢香雪

5月29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先后在开幕式致辞。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主持论坛。

论坛现场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论坛汇集了众多海内外顶尖经济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研究所执行委员会成员、ATOM(分析组织和市场理论中心)创始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联合创始人Claude Menard(克劳德•梅纳得)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士、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Patrick Bolton(帕特里克•博尔顿)教授;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陜西省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研究中心主任冯根福;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管理委员会成员、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田国强等。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各类金融机构及媒体的各行各业的300多名听众参加了论坛。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谢丹阳接受本社记者采访

夏斌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今天的论坛从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反思的视角,从经济学不同学术流派的前沿研究进行讨论。

蒋传海副校长在致辞中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后危机时代,厘清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意义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围绕新常态经济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这将贯穿未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

随后,论坛举行了第一场主题研讨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做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他指出:权分散竟然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

田国强教授指出,Patrick 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名考察了政府各种范式,对于公司所有权集中度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他谈了对治理反思和发展的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冯根福教授主要认为,十八大以后我国国企治理和监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针对管理越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还需要制度完善。黄海洲教授认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法制的重要性,认为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

钱颖一教授指出制度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受关注度非常高,提出在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混合方面以及在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观方面可以做更多的研究。韦森教授最后呼吁三点:第一,从制度研究来说可以考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第二,从小范围的制度变迁研究大范围制度变迁,需要什麽样的基本制度才能保证良性市场运行?第三,在未来转型中中国居于什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值得大家思考。

论坛举行了第三场主题研讨会中,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Harald Uhlig做题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的报告。演讲时他着重讲述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5个重要议题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他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希望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房价和金融市场:景气循环、老龄化和储蓄过剩、宏观经济学下的医疗保健、宏观经济学下的全球变暖等五个方面进行后续研究。

黄海洲教授认为在报告提出的五大研究主题外,货币政策、财政制度、国际金融等三个方向也非常重要,值得研究。谢丹阳教授指出在过去30年里面,关于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等方面的研究虽然有长足进步,但在宏观研究方面体现得还不充分,他简单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史,并鼓励在坐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投身到这些课题的研究中去,尤其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本届论坛云集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各行各业的精英,针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的热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既有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国际前沿研究热点的展示,又形成诸多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参加会议的中外嘉宾学者对本届论坛给予高度评价,论坛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成功落下帷幕。

反思公司治理 我们需要怎样的监管

来源:《新民晚报》2017-6-3 金融城版面  记者:周永媛 易蓉

去监管化的经济学动因是什么?很多上市企业股权是高度分散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达到利益最大化需要一定的去监管化,管理者该如何去平衡?近日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教授围绕“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作出报告。

Patrick 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案例考察了政府放松管制对公司所有权集中度,成本效率、价格、金融风险及消费者获利的各自影响。“电气化时代的发展首先是去中央化、分散化,不同市政府投资电厂电力公司,实行当地供电,背后由民营的工业电力公司自己建厂售电;再者是去监管化流程,也有新的企业进入这个流程和行业。但是到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风暴后,分散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联邦艾迪森公司当时的总裁塞米尔通过对优先股和优先债发行进行融资收购,发行了债券和股票进入公募市场,企业控制者处于高杠杆、负债和不透明的金字塔结构。经历大萧条后该公司出现的大破产情况最终致使新法规的出台,代表了监管时代的到来。”他认为,只有当监管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随后表示:“中美不同国情下,所需要的政策不同。”他对公司治理的反思和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治理的本质是制度、机制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则提出:“对于正常能够起作用的金融市场而言,法治是基石。首先要有独立并且中性的法庭。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事后的被动执法将丧失最优的阻吓效应。于是,在法治的社会中,就需要引入监管,即事先预防性执法。监管的定位必须是补充和完善法治系统的工具,不能取代法治的主体地位。”

夏斌:中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任何盲目自信的理由

来源:澎湃新闻 2017-06-01 记者:柴宗盛

【编者按】

5月29日,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夏斌,对中国经济学家如何做出高水平的理论创新提出建议,因为中国经济学人置身于当下中国经济大发展、时代大变革的便利条件中,有机会也有义务做出高水平的理论贡献。以下是夏斌的演讲实录:

夏斌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付出了辛勤努力。然而,由于认识的差异,对于如何去发展和丰富经济科学,存在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也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在科学创新包括经济科学的创新中,妄自菲薄和盲目自信这两种倾向,往往是理论创新中最需要克服的倾向。

从经济学史和经济史关系的角度看,在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在大国兴衰更替时,往往是经济思想或学说争论最为活跃的时期,也容易产生新思想、新学说。中国14亿人口的大国、近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不小。特别是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自2009年来连续八年第一,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

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已历经10年,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对这一系列经济现象如何解释?一国经济的崛起,未必一定带来该国经济学的繁荣,出现经济学的大师。但是,中国学者身临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心,近距离接触中国丰富的经济实践,容易获得一系列经验观察材料,起码对学术探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此,我们应有理由相信,中国学者只要摸准经济科学前沿的脉搏,真正埋头钻研,创新理论是有希望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相反,理论创新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甚至需要有灵感,盲目自信是要不得的。科学是人类知识不断发展、不断累积的结果。自然科学中,热力学、光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都是基于经典物理学、经典力学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学中,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正是科斯熟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分析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必要条件不足”中发现了理论创新的空间,进行了理论创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出于研究社会展规律之目的,基于古典经济学者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观的基础进行了理论创新。马克思是博览群书,深谙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对自己反对人物的思想著作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创新。

今天,中国经济学人要想理论创新,只有在大量阅读,了解不管是主流的、非主流的各种思想观点、各种流派学说,才有可能有所创新,才有可能成思想精粹之集大成者。在这方面,恰恰近十几年来,国内在政策上、应用研究重于纯理论研究的社会学术风气下,中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任何盲目自信的理由,只有奋起直追的压力。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在组织推动全社会经济学术研究的同时,基金会每年还评选“中国经济学奖”和“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去年,遴选钱颖一和许成钢为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奖者。经济学界和整个社会反应较大,反应较好。

最后,我们希望,社会各界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机构能和我们一起,在为推动经济科学在中国的繁荣,为实现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当代中国人的声音这一梦想,共同努力,有所贡献。

(本人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

田国强:可以信哈耶克,更要信制度设计

来源:澎湃新闻 2017-06-02 澎湃新闻记者 柴宗盛

【编者按】

5月29日,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反思和强调了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理。以一系列现实热点问题为例,阐述了经济学原理所能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譬如垄断和创新的关系,因为有个体的逐利、信息不对称,所以只有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能实现有效竞争。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田国强演讲实录: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网 资料图

我谈谈对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反思和发展,有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也就是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改革与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首先,治理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国家的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三,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激励机制设计是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其中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是没有仅仅停留在反思和批判,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没有否定其分析框架、方法论,而是对其修正出具有广泛应用的基础设计理论,如Bolton(博尔顿)教授的合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的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我也非常崇尚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他们许多论点我也认同。但不能以偏概全。有些制度安排,比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的制度是演化的,是逐步演进的,但正式的制度大多数也是设计的,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而设计或者正式确认的。比如说宪法的制定,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基本宪法的制定,200多年前制定宪法,在短时间内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并且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在今后50年有大衰败迹象。

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误区,是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政策的制定者,任意设计制度、机制或法规,比如前两年股市熔断机制的设计,其症结在于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文化初始禀赋来做制度设计,并根据这些基本制度环境变化对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和米塞斯、哈耶克制度是演化的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相通的,制度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不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机制设计中有一幅非常经典的图示,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好的机制设计的标准是能否把制度环境作为约束条件。

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关系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及其市场化的改革。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两类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类基准理论就是注重目标,旨在解决目标方向的问题,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

第二类是相对实用理论,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第一类理论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基础制度选择方面起到了求真、明道的作用,若没有基准理论作为度量标尺,就无法知道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距有多大。对当下激烈争论的“有限政府,国企与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基准理论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异常重大。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要解决现实问题还需要务实的实用理论,要解决怎么做才最佳,如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更现实,是对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更加务实。

为什么要讲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许多人根据熊彼特理论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让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要注意它们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企业、企业家并不是天然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让他们创新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关键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

刚过世的威廉•J•鲍莫尔扩展了熊彼特创新理论,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的,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我们这么多国企最终产生创新了吗?创新成功率不到5%,国企的领导敢或有动力去创新吗?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最基本的基础性制度建立,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才是最为关键,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市场和完善现代市场制度。

一些经济学家却将竞争和垄断对立起来,而否定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论断。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是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市场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改革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度感。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相比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础性的基本制度,归根结底,最终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提高效率,二、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大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真正市场化制度性改革,其理论指导要回归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首先我们要考虑两个最大的客观因素条件个体,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如果只有这个约束条件问题好办,甚至都有可能把计划经济发展好,但还有最大现实约束条件——信息不对称。弄清情况,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恰当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同时,光考虑政府和市场不够,还需要考虑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次,基准理论尽管有指明如何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目标毕竟不等于过程,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从而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理论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定)

国内外经济学家聚议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前沿发展

来源:证券日报 2017-06-02 记者:刘冬

2017年5月29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先后在开幕式致辞。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主持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Bolton做题为“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的报告。他指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威胁。分散的所有权将削弱大公司的经营效率,破环权责关系。并重点讨论了长期以来被誉为典型的“孤寡股”的受监管的美国电力公司的案例。他指出股权分散竟然取决于公司如何受到监管。简而言之,旨在降低经营风险的监管立法,如电力公司回报率监管,不能为小股东提供充分的保障。只有当监管也能够帮助降低财务风险,特别是并购风险,才能真正实现股权分散。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F.Chalk讲席教授田国强;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陕西省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研究中心主任冯根福;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管理委员会成员、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等专家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

田国强教授指出,PatrickBolton教授以美国电力行业为名考察了政府各种范式,对于公司所有权集中度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他谈了对治理反思和发展的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冯根福教授主要认为,十八大以后我国国企治理和监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针对管理越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还需要制度完善。许成钢教授结合报告的案例,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生的电力产业去监管化现象,提出大量分散的企业所有权对于金融监管本身是一个补充品,而非是替代品。

黄海洲教授认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法制的重要性,认为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

钱颖一教授总结了PatrickBolton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享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以及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和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认为报告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不仅有宽度,而且有深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论坛还就“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等话题展开了激励地学术研讨。

钱颖一:产品市场需放松监管

来源:新浪财经 2017年05月30日 记者:杭颖

新浪财经讯 5月30日消息,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论坛上表示,严格的市场监管是非常不利的。

需要注意的是,钱颖一所说的监管,并非是指资本市场监管,而是指产品市场的监管,比如对产品定价、企业进入和离开市场、公司内部控股层级等方面的监管。这一观点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Patrick Bolton的研究成果——美国在1992年放松产品市场监管后,公司股权出现越来越集中的现象,大股东开始出现。

钱颖一表示,通常认为的隐含假说是大股东会监督经营者,但是数据表明,大股东通常是基金公司经理,并不是大公司或是个人在监督,而且基金公司经理存在短期投机行为,持股时间很短,其旨在分散风险、取得流动性,而非进行监督。也就是说,放松产品市场管制会造成风险增加,增加风险成本和效率损失。

而端午假期前,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公布了减持新规,新规包括完善大宗交易“过桥减持”监管安排、完善非公开发行股份解禁后的减持规范、完善适用范围、完善减持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协议转让规则、规定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时与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合并计算等内容。

不过他指出,虽然放松监管有一些风险,但确实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以电力行业为例,虽然放松监管后会出现公司跨入其他行业的情况,但同时能允许其他更多企业进入市场。

另外,钱颖一认为,中国一贯的例子说明非常严格的监管是非常不利的。比如中国这几年风电、新能源电大量增长,但没有办法入网,原因是被监管的国有垄断业务不允许,这显然是监管本身造成的问题。

张曙光:使用权本位、完全合约凸显、中间形态组织——移动互联网新经济对制度经济学的挑战

来源:上观新闻2017-6-8  作者:张曙光 主编:王多

移动互联网新经济对传统制度经济学提出严峻挑战

讨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就应该关注目前现实经济生活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技术对于制度发展和变迁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重要问题就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生产力,必然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与农业和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局限于某些部门和领域不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是全覆盖的。因为,现在一切社会和自然的现象和事物都可以数字化,文字、图像可以数字化,空间位置可以数字化,甚至人的行为也可以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数字的海洋。

第二,与工农业技术和生产力不同的特征是,工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而且是用一点就会少一点,而虚拟的数字信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新的信息。所以数据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

第三,是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与工业技术和生产力是反向的,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的特点是集中化、同质性、大规模,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特点则是分散化、异质性、网络化、小规模、大范围。

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这三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组织理论的“铁三角”:权利(决策/财产)、合约(完备/不完备)、交易(经济/政治),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组织问题的这三个方面都形成冲击和挑战。

从产权来看,比如说产权要细分,如果把所有权等同于产权,其包含的多种权能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其中拥有权(或占有权)与使用权的细分和分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这一分离是一个相当早的现象,农业中间的租佃制就是拥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是在现在的互联网经济下,出现的问题与农业中的租佃制有很大的不同,此分离和彼分离也不完全一样。那个时候的两权分离受物质资产产权的限制,你租用了,他就不能租用,因此,到目前为止的制度经济学重视的是拥有权,不重视使用权,可以说是拥有权中心论。现在是数字信息资产产权的拥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由于使用权可以无限复制,可以排他性使用,你租用并不影响我租用。因此,在现在新的信息化经济形态下,使用权的地位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拥有权而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满足需求的即时性和服务化会更加偏向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对事物的使用将胜过对其拥有,或者说,与其为拥有所累,不如方便地使用。

不仅如此,既然是使用权主导,重要的是使用而非拥有,是谁使用、如何使用,使用的效率如何,那么,拥有权的重要性就明显下降了,过去理论上争论的问题,何种产权重要和有效率就变化了,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就不是什么问题。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谁拥有?是平台企业,还是单车使用者?其实,共享单车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公益产品。

从合约问题来看,有完全合约和不完全合约,现代合约理论就是不完全合约理论,讨论的是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专用资产和专用投资的“套牢”和“锁定”问题,以及“敲竹杠”和“搭便车”之类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信息化经济下,网络平台和APP之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资产专有和专用也变成两个问题,APP可以低成本地使用网络平台信息的资源,而且是非排他性使用,A使用不影响B使用,而APP又是终端,其使用和交易的信息全部发送到了平台中心,平台和APP之间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套牢”和“锁定”的问题,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完全合约理论呢?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交易问题来看,现有制度经济学理论非常关注交易问题,但大都是笼统地讨论一般交易,很少区分交易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买卖交易,一种是租用交易。买卖的交易是拥有权的转移,标的是拥有权的价格,而租用的交易是使用权的转移,标的是使用权的价格,即租金。既然信息化经济是使用权而非拥有权主导,这个问题就产生很多新的变化。

如果从使用权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由于去中心化和低成本地非排他性使用,APP大量参与,提供了各种各样分散化和个性化服务,创造出大量租值。现在出现的不是租值消散,而是租值在APP的集聚。这样一来,租值的分成也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苹果平台的分成比例从30%:70%,变成平台分15%,而APP分85%。应当说,租值聚集和租值消散是一个方向性变化。

既然组织的“铁三角”发生了变化,组织也就会变化。强调中间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从互联网信息经济来看,网络平台和APP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商业模式,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间形态,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市场,也不是合作组织,是一种合作形态而非合作组织。过去关于组织和产权的讨论都是从拥有权出发立论的,而立足于拥有权的组织是一种封闭的、集中化的层级结构,而基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组织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分散化的网络结构。这也是与传统的组织理论不同的地方。

总之,这一系列问题及其变化是新制度经济学需要关注、并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在理论前沿,来发展制度经济学理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北京现代经济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上的点评发言整理而成

经济学家聚议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前沿发展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6-5 记者:查建国 李玉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现场(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查建国 李玉)5月29日,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约20余位国内外经济学领域里的重量级专家学者与会并研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夏斌与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分别在开幕式致辞。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主持开幕式并作学术交流发言。

夏斌表示,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有灵感,而且更需要付出辛勤的脑力劳动。科学是人类知识不断发展、不断累加的结果,自然科学中热力学、光学、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等,都是基于经典物理学、经典力学基础的发展的。同样,经济学说也是理论积累,理论发展中发现了理论创新的空间。马克思在博览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术著作基础上进行了的批判性的汲取,从而形成思维上的探索、思想上的创新,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今,中国经济学人也应在大量阅读了解前人经济学术著作基础上,结合实际、立足当代,才有可能进行理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成为思想精髓集大成者。

蒋传海表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乏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一轮增长困境,全球范围内的新常态,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含义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加独特。厘清新常态的经济学意义,将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适应新常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新一轮的改革,将贯穿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不同的经济学思潮和流派试图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从不同的视角考量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开展深入地讨论交流,有助于形成许多有价值的理念,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奉献出思想的盛宴。

开幕式后会议分三个圆桌会议就“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理论、方法和工具”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三个议题进行了探讨。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德•梅纳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哈拉尔德•厄里格分别作专题发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冯根福教授、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许成钢教授、厦门大学龙小宁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丙涛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许小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北京大学全球开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淼杰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谢丹阳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哲等国内知名学者,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后危机时代经济学不同学术流派的前沿研究进行了学术交流发言。

会议为期一天,共近300位经济学或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实业界代表参加此次论坛。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夏斌致辞(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致辞(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主持开幕式并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第一圆桌会议“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专题(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作专题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冯根福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许成钢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第二圆桌会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专题(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德•梅纳得(Claude MENARD )作专题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厦门大学龙小宁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丙涛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许小年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第三圆桌论坛“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理论、方法和工具”专题(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哈拉尔德•厄里格作专题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北京大学全球开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淼杰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常任副教授李哲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谢丹阳教授作学术交流发言(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沪举行

来源:《上海金融报》2017-06-05 记者:李思

本报讯 (记者李思)近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嘉宾针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既有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国际前沿研究热点的展示,又形成诸多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等方面,均作出了努力。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表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后危机时代,厘清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意义,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围绕新常态经济,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这将贯穿未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在主题研讨会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对治理反思和发展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冯根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企治理和监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针对管理越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还需要制度完善。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

做有思想的学术 立有学术的思想

——中外专家研讨“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创新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6月12日 02版)

作者:陈旭东

日前,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合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1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倡议,要“做有思想的学术、立有学术的思想”。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国务院参事夏斌先生则对当前中国国内政策、应用研究重于纯理论研究的风气,提出了改进建议,期望当代中国经济学人能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

产品市场监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在主旨报告《微观视角的反思:监管与公司治理》中指出,放松监管确实会引入竞争从而带来成本降低、产能扩张的激励,但也会加大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金融风险,使得分散的风险厌恶的个人投资者退出市场,转而让位于那些有风险偏好的在资本市场频繁交易的基金经理,这对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可能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对此,田国强教授认为,在美国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和市场已有相当自由的情况下,对其再进一步放松监管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在我们的经济影响已经这么多的情况下,如果让政府进一步加强监管,其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以近年来中国风力发电难以入网为例并指出,产品市场的监管对效率提升和福利改进都是不利的。田国强教授强调,“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约束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所显示的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他还认为,无论是国家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要遵循这一原则。

中观制度经济研究值得期待

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联合创始人克劳德•梅纳得,从理论、方法和工具的视角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进行了回顾。他认为,未来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一是市场与科层制的混合制度研究,二是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中观制度研究。

钱颖一教授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的态度和研究现状也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对概念和原则进行了很多讨论;另一方面,有很多对企业、土地、农村问题的经验性观察,但“比较欠缺的是中间的,能从现象抽象到理论,以及能从概念下到模型或者理论的研究”,这方面需要加强。经济学家张曙光则补充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在他看来,现有的App也许会颠覆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提出的“租值耗散”概念,由于App掌握点到点的用户交易信息,提供各种分散化、个性化服务而创造出大量租值,形成租值集中于App平台的新现象。

本届论坛将制度经济学的反思,放在了微观经济学之后,体现了主办方对于制度问题的重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论坛上呼吁,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要做好理论准备,深入思考“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与制度基础”,研究中国进一步“需要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如企业产权制度、土地制度、政府预算制度等。

宏观经济学研究不应忽视货币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到底有哪些新的议题、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理论出现?目前,又有哪些重大议题需要研究者去关注、研究并解决?特别是,中国有哪些议题值得研究?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哈拉尔德•厄里格从五方面给出了建议,分别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房价和金融市场:景气循环、老龄化和储蓄过剩、宏观经济学下的医疗保健、宏观经济学下的全球变暖”。

“没有‘钱’的宏观研究没有任何意义。”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博士在点评中直言不讳,他认为,“我们应该理解货币的重要性,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货币的体系有多重要。”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则指出,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中的“货币幻觉”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还不充分。所谓“货币幻觉”,是指人们往往只对货币名义价值变动做出反应,却忽视因通胀带来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变化这样一种认知偏差。在他看来,将货币幻觉放入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有助于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院长助理、经济学博士)

移动互联网经济如何改变“铁三角”

来源:《解放日报》2017-6-13 思想周刊/观点 版面

作者:张曙光 编辑:王多

讨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应该关注目前现实经济生活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很现实的重要问题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生产力,必然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与工农业化技术和生产力局限于某些部门和领域不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是全覆盖的。现在,似乎一切社会和自然的现象和事物都可以数字化,文字、图像可以数字化,空间位置可以数字化,甚至连人的行为也可以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数字的海洋。

第二,工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而且是用一点就会少一点;虚拟的数字信息资源,则可以无限复制,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新的信息。所以,数据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

第三,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的特点是集中化、同质性、大规模,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特点则是分散化、异质性、网络化、小规模大范围。

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这三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组织理论的“铁三角”:权利(决策/财产)、合约(完备/不完备)、交易(经济/政治),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组织问题的这三个方面都形成冲击和挑战。

从产权来看,如果把所有权等同于产权,其包含的多种权能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其中拥有权(或占有权)与使用权的细分、分离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这一分离是一个相当早的现象,农业中间的租佃制就是拥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在互联网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问题与农业中的租佃制有很大的不同,此分离和彼分离也不完全一样。那个时候的两权分离受物质资产产权的限制,你租用了,他就不能租用。因此,到目前为止的制度经济学重视的是拥有权,可以说是拥有权中心论。

现在是数字信息资产产权的拥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由于使用权可以无限复制,你租用并不影响我租用。因此,在新的信息化经济形态下,使用权的地位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拥有权而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事物的使用将胜过对其拥有,或者说与其为拥有所累,不如方便地使用。

由此,过去理论上争论的问题,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就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了。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谁拥有?是平台企业,还是单车使用者?其实,共享单车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公益产品。

从合约问题来看,在信息化经济下,网络平台和手机客户端之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资产专有和专用也变成两个问题。各种手机客户端可以低成本地使用网络平台信息的资源,而且是非排他性使用,同时相关使用和交易信息又都可以发送给平台中心,平台和手机客户端之间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套牢”和“锁定”的问题,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完全合约理论呢?

从交易问题来看,买卖的交易是拥有权的转移,标的是拥有权的价格,而租用的交易是使用权的转移,标的是使用权的价格,即租金。既然信息化经济是使用权而非拥有权主导,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很多新的变化。

如果从使用权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由于去中心化和低成本地非排他性使用,各种手机客户端的大量参与,提供了各式各样分散化、个性化的服务,创造出大量租值。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租值消散,而是租值在手机客户端的集聚。这样一来,租值的分成也就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苹果平台的分成比例从三比七,变成平台分15%、手机客户端分85%。应当说,租值聚集和租值消散是一个方向性变化。

既然组织的“铁三角”发生了变化,组织也就会变化。从互联网信息经济来看,网络平台和手机客户端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商业模式,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间形态,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市场,也不是合作组织,是一种合作形态而非合作组织。过去关于组织和产权的讨论都是从拥有权出发立论的;基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组织,则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分散化的网络结构,这也是与传统组织理论不同的地方。

总之,上述一系列问题及其变化是需要关注并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站在理论前沿,来发展制度经济学理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在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的点评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

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来源:SMG纪实频道  记者:徐海芳

视频网址:https://v.qq.com/x/page/l0513buhdlm.html

经济学专家: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

来源:大公网 2017-06-15 记者:章萝兰

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大公网记者章萝兰摄)

大公网6月15日讯(记者 章萝兰)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聚焦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前沿发展。国务院参事、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这次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研究所执行委员会成员、ATOM(分析组织和市场理论中心)创始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联合创始人Claude Menard(克劳德.梅纳得)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士、美国金融学会理事、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Patrick Bolton(帕特里克.博尔顿)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欧洲中央银行顾问、芝加哥联储顾问,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Harald Uhlig(哈拉尔德.厄里格)教授等,均分享了独到观点。

夏斌提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经济理论界近十年来不仅在总结中国近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经验方面,而且在基于中国实践对经济科学的探索和创新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他并希望,有识之士和机构能和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一起,在为推动经济科学在中国的繁荣,为实现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当代中国人的声音这一梦想,共同努力,有所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指出,后危机时代,厘清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意义,将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围绕新常态经济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改革,这会贯穿未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管理委员会成员、股票业务部负责人黄海洲教授则在论坛上提出,金融完全市场化不可行,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法制的重要性,认为在金融市场中监管和法规法治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必须共同发挥作用。

后危机时代,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7-6-15 头版特别策划•热点 记者:田川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一轮的增长困境。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近日,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在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时期,在大国兴衰更替背后的历史时期,反思当下的现实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深远的意义。

公司治理改革正向经济型转变

中国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始于国有企业改革,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入和治理实践的开展,治理的重要性已被社会和越来越多的组织所认识。回顾中国国企改革发展历史,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也进入起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以“扩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进入90年代,国企改革开始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并经历了“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国企改革的步调趋于“平稳”,侧重点转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当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企改革也由此进入深水区,更加注重在监管、产权、经营等多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

在今年2月23日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新华经参研究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共同发布《2016国企改革发展年度报告——探索中国特色国企改革之路》。报告显示,2016年,31个省(区、市)国资委出台了分类的实施意见,并完成监管企业分类,逐步探索开展了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工作。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28个省级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公司制改革面超过90%,其中19个省级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改革。以劳动、人事和薪酬分配三项改革为突破口,国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在持续的改革中,国企不断发展壮大,但同时垄断腐败、低效高薪等争议也为外界诟病。“在国企深化改革上,要警惕当下以行政干预取代市场为代表的行政型治理的‘回潮’现象,要先理顺改革顺序,推进由外而内、先去行政化的治理改革。”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告诉本报,中国公司治理的改革路径是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如国有控股公司的经理层激励机制也应先取消行政级别,然后逐步向市场化激励方式过渡,让市场的力量逐步在公司治理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监管改革中,有些现象值得特别注意,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在国企公司治理和监管改革中不按照建立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进行改革,“越位”现象较为突出。陕西省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研究中心主任冯根福向记者表示,上市公司里有大量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目标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而市场化里的现代企业的目标则是以投资者利益为主导的相关利益者利益最大化,很显然,这两者的目标存在一定的矛盾。在实践中解决好这个矛盾,不仅对于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而且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保护好两种发展目标不同的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也十分重要。

国企不是中国独有的事物,国企改革也非只有在中国才有必要。西方的一些国家如英法等都有国企,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更高,国企相对很少但也存在。法国对国企的改革,一方面有私有化的成分,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强化公司治理。国家所有权机构规范行使股东权利:法国国家参股局的主要职责是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指导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行,如上市、出售、并购等,并务实推动国有实体的结构化改革。在企业治理方面,国家参股局与公司管理层通过双边会议紧密合作,并在董事会中派出代表,在国企战略、审计、薪酬等方面进行审查。国有股董事不在企业拿取任何报酬。

“在中国,电力行业仍然被高度管制,这几年就出现了新能源,比如风电在大幅度增长后却没有办法接入电网,造成巨大损失。原因就是被监管的电力公司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电力行业的很多创新,在放松监管后可以更好发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谈到,随着创新发展,中国的混合制企业也变得越来越多。当前,有一种企业的发展路径是建立“企业生态”,它并不是在企业内部扩张,而是投资一批与之关系密切的企业,这在互联网企业中很突出。几十年前,日本的丰田汽车通过零部件供应合约的形式,建立企业关系网。而在今天的中国,更多的还是以投资形式,建立企业关系网。

新技术背景下的治理要有目标感

数字化时代造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力,对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技术对于制度发展、变迁尤为重要。然而,一个很现实的重要问题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生产力,必然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来看,与农业、工业化技术和生产力局限于某些部门和领域不同,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是全覆盖的。因为,现在一切社会和自然的现象和事物都可以数字化,文字、图像、空间位置,甚至人的行为都可以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数字的海洋。

“与工农业技术和生产力不同的特征是,工农业生产使用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而且是用一点就会少一点,而虚拟的数字信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使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新的信息。所以数据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这是很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向本报表示,信息化技术和生产力的这些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2016年,互联网速度更快、普及率更高,全球移动互联网进入鼎盛时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网民数量继续稳居全球首位。艾瑞市场咨询(iResearch)官方数据则显示,从2011年到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突破了11.8亿,手机端APP的应用,基本上是PC端应用的两倍,中国成为世界APP发行大国,APP端交易规模前途无量。

从互联网信息经济来看,网络平台和APP之间的分工方式和商业模式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间形态,既不是企业,不是市场,也不是合作组织,而是一种合作形态。过去关于组织和产权的讨论都是从拥有权出发立论的,立足于拥有权的组织是一种封闭的、集中化的层级结构,而基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组织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分散化的网络结构。这也是与传统的组织理论不同的地方。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让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企业、企业家并不是天然创新,他们偏爱的是利润。如何使之创新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作为前提条件。经济学家威廉•J•鲍莫尔阐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选择,是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是非正常的,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

“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或所谓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我们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认为,无论从国家的治理层面、产业治理层面还是公司治理层面,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在制定制度和政策当中必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也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三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现代市场制度建立最为关键,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市场和完善现代市场制度。

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是未来方向

制度变迁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利用主流经济学“话语”分析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是中国对具体体制进行的根本性变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显然,这些具体体制都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制度”范畴内。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过程,要从制度着手进行改革创新。

新的制度的演化是从一个均衡跃迁到另一个均衡,而这个均衡的跃迁最重要的部分是共有信念的同步改变。“但是困难在于新的制度很难被实现。这就需要共同的信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称,新的共有信念的改进很难和谐,新制度需要长时间的实际验证。

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需要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从而需要发展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相对实用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础性的基本制度,归根结底,最终就是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这两个方面都有问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市场化制度性改革。

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逐利的,但另外一个最大现实约束条件是信息不对称。“所以,我们要以信息、激励及效率这三个关键词作为准绳,充分认识到全能有为政府的负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场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恰当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田国强进一步指出,光考虑政府和市场不够,还需涉及社会秩序、伦理和文化,从而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制度变迁的方式到研究制度变迁的内容,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研究制度为什么会变迁,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市场与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如何从抽象的理论讲市场与公司的设置,制度是设计的还是演化出来的,等等。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副理事长韦森呼吁,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更应该具体研究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更适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如产权的法律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政府的预算制度,包括目前物权法的制定、房地产的产权和企业的产权制度,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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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