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当前位置:首页 >>院长视点
田国强:上海要提升经济包容性,补上新经济发展的短板(《上观新闻》)
发布日期:2017-12-14

相比长三角其他省份,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较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

今年以来,上海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持续提升。而面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要求,上海经济发展还有哪些瓶颈和短板?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他从宏观、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为上海下一步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上海定位: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从全国角度看,上海应怎样定位自己?

田国强:上海的定位应该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走出有上海特色的改革、发展和创新,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这不仅是为了响应中央对于上海提出的指示要求,也是上海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率先取得制度创新上的突破,其关键和重点是要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形成具有区域或全局意义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应。主要是三方面,即上海应该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加强社会自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及在提升政府执行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包容性需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若要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如何做?

田国强:上海要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就要让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活起来和发展起来,这也是上海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

上海早已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的不够。与一些兄弟省市相比,上海企业家群体的整体显示度、行业号召力、国内影响力还不够,民营经济发展整体还比较弱,企业家精神有待进一步培育和发扬。

要让市场有效,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要逐步有序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相比长三角其他省份,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较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

上海商务成本高,创业型企业发展发展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上海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配套好,国际影响大,江浙有些成长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想把总部搬到上海。所以,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可以由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本相对自由流动。

提升政府执行力需要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需要有哪些新作为?

田国强:政府的执行力非常重要。如果政府没有执行力,再美好的愿景、再前瞻的规划、再详尽的方案,都只能是停留在脑海和纸面,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当然,执行力与权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紧密相关的,城市治理需要在权力下放方面有所考虑,没有权力匹配的执行是机械的。

1988年6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总理曾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了三点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李强书记本月初在调研时谈到营商环境时,要上海市政府各级官员做好“店小二”也是这个道理。

上海自贸区实验区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权力的下放,建议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有序推开推广,扩大改革红利。与此同时,政府的执行力又是建立在政府职能得到准确定位基础上的,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来考察,国家强制力的提升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上海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更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我国将进行新一轮的开放,您怎样定义更高水平的开放?

田国强:在我看来,更高水平的开放跟过去的开放相比至少应该有两大转变:一是实施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度融入到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去,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为抢占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做好准备;二是从对外开放到内外开放并重,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促进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机遇,如果仅对外开放而对内尤其是对民企却壁垒森严的话,无疑是不明智的。

上海要引领更高水平的开放,首先要做的是吸引更高水平的国际化方面的人才,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发展定位,吸引方方面面的海内外高层次拔尖、领军和优秀人才;其次要充分发挥上海在要素市场包括股市、债市、期市的优势,推进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合作交流,提升市场专业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开放项目中形成话语权。

新经济发展需要鼓励市场竞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的新经济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上海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发展新经济?

田国强:政府在制定规则、改善环境等制度方面的作用异常重要,要提供公平公正和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及招商引资的基本、基础性的制度环境。所以,我认为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以此形成公平公正和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而创新依赖于企业家精神,依赖于市场制度环境。我很认同李强书记所说的,“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我们才能变得更好”。前面也提到,上海早已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的很不够。要学习兄弟省市好的经验和做法,补上我们的短板,特别是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上海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决民营企业的发展生态问题,通过政府“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减负商务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形成既清又亲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利用要素市场齐全的优势在推动国有企业走公众公司道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做出更大胆的尝试,继续引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潮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着眼于长期发展,上海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急需突破的难点、瓶颈是什么?

田国强:政府职能和定位的转变在我看来最需要解决。要让市场有效,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要逐步有序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江浙要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

我认为,政府的合理定位应该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限政府的治理边界则应基本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当然,对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体制,作为有限政府,其维护和服务的具体作用、内涵和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

栏目主编:徐蒙
文字编辑:张煜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上一条 | 下一条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